-编者按-
教育家的身影，是穿透时代的精神灯塔；三尺讲台的故事，是滋养心灵的永恒诗篇。我们怀着敬意叩响历史之门，寻访老教育家的生命印记。这些泛黄教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白发皱纹中镌刻的坚守，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注脚，更构筑起东北大学育人兴邦的精神谱系。他们以不同姿态共同诠释着：对育人使命的虔诚，对真理追求的炽热，对后辈成长的托举。
这些故事不是尘封的档案，而是流动的星河。当我们凝视这些教育长河中闪耀的星辰，看见的不仅是过往的荣光，更能照见肩上的担当和未来的希望。愿教育家精神系列报道成为薪火相传的驿站，让这种精神血脉在新时代焕发夺目光彩。
2010年，杜鹤桂教授从成都乘飞机来到攀枝花，在山顶机场俯瞰城市，绿树红花掩映的楼宇沿河谷铺开，俨然一个世外桃源。
谁能想象，这里曾是贫瘠之地？谁又能知道，它以钢铁为魂？在城市诞生之前，有一群人曾为它奉献至诚。杜鹤桂，就是其中的一员。
那是他最近一次去攀枝花，而他第一次到这里，是跟随考察队到这里讨论选址的问题。1964年5月的攀枝花，沉寂了亿万年的荒山野岭，响起了隆隆的开山炮声，攀枝花从此揭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类壮举。
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带着仓促准备的行囊，如潮水般涌进金沙江畔。在没有城市依托、不通铁路、物资奇缺的艰难条件下建设一座大型钢铁基地，谈何容易！数十万建设者用了5年的时间，硬是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建起了一座举世瞩目的钢铁企业。
2025-08-03，攀枝花迎来了第一炉铁水。飞舞的钢花，格外壮观，而在这壮观的景象中，凝结着以东北工学院靳树梁、李殷泰、杜鹤桂、王文忠、段振瀛、余琨、熊应才、张佑民、赵庆杰、李忠钧、袁进恩、李永镇、徐金铎、朱家骥、施月循、秦凤久、车传仁、李桂新、骆文燕等为代表的一支科研队伍的光荣与梦想、奋斗与汗水，他们解决了钒钛磁铁矿冶炼中炉缸堆积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等三线建设，为保障新中国重工业建设急需的钢铁原材料供应，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让钢花和攀枝花“相映红”
1946年，杜鹤桂在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开始了自己与祖国炼铁事业结缘的一生。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日子里，杜鹤桂在著名冶金学家、系主任魏寿昆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冶金基本理论和专业实践知识，进行各项教学实验和测试训练。
1947年暑假，杜鹤桂首次到石景山钢铁厂实习，受到专业实践的启蒙教育；1948年8月，杜鹤桂来到天津炼钢厂生产实习。1949年毕业前夕，杜鹤桂作为队长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东北参观团。
“我参观了阜新、抚顺露天煤矿，吉林老牛沟，夹皮沟金、铜矿，沈阳冶炼厂，鞍钢、本钢等处，扩大视野，收获颇丰，随后我就开始了炼铁生活新征程。”杜鹤桂回忆起大学时代，深感这次东北之行为自己的职业选择种下了一颗种子。毕业后，杜鹤桂主动报名参加东北建设，历任东北工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炼铁教研室主任、钢铁冶金系主任。
在杜鹤桂70年的炼铁生涯里，承钢、攀钢堪称他校外的大实验室。参与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这一世界级难题的突破，是他科研工作的点睛之笔。杜鹤桂这个名字，和新中国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技术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在当年的诸多三线建设项目中，毛泽东主席最为牵挂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了。他曾特别强调：‘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靳树梁老院长对我们说，我国钒钛磁铁矿资源极为丰富，研究这一课题，对炼铁工作者是千载难逢，三生有幸。这给了我们科研工作者极大的动力和激情，激励着我们夙兴夜寐攻克难题。”杜鹤桂说，靳树梁老院长多次诚恳而郑重地指出，国家建设的急需，就是我们的科研方向，他那勇担重任的勇气感染激励了炼铁教研室的每一位教师，大家纷纷主动请缨，要求为攻克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贡献自己的力量。
是的，在激情燃烧的伟大岁月里，一万年实在太久。科研工作者必须风雨兼程，只争朝夕。上世纪60—80年代，他每年蹲点攀钢的时间，超过在学校和家里的总和。他在攀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为攀钢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在这里，他从一名青年教师成长为著名教授，还为攀钢输送了优秀的人才。
1963年，东北大学（原东北工学院）炼铁教研室成功主持了在马鞍山钢铁厂小高炉上进行的承德钒钛磁铁矿冶炼工业试验，他当时正是教研室主任。这次试验的结果为冶金部“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提供了借鉴。
1965年1月，冶金部“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在承钢1号高炉正式开始，杜鹤桂就是5月到达承德的，主要负责新技术应用。试验于8月结束，工作组实验人员到北京参加接见活动并到天安门合影。“照片里没有我，我还在承德写总结呢。”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当年10月，作为7人领导小组的一员和新技术组长，杜鹤桂带着学生转战西昌。承德试验解决了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的技术路线，西昌试验是用西昌太和矿和攀枝花兰家火山矿进行验证。事实证明，承德确定的技术路线是可行的。
1965年—1966年间，在西昌410厂28㎡高炉进行的攀枝花矿冶炼试验，大获成功。在现场和试验组全体同志的努力下，团队总结出精料、低硅铁、渣口喷吹等综合技术，突破高炉高钛渣（二氧化钛含量为25%—35%）冶炼难关，获得了高炉顺行、渣铁流畅、生铁合格的效果，为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奠定理论基础，攀上了世界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的最高峰，为攀钢基地建设和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
“东北工学院是两次试验的主要参加单位之一，曾负责实验室试验，翻译印刷钒钛矿试验研究译文集（共四册），动员了大批人力，是试验组参加人数最多的单位，为试验竭尽全力，并构建了钒钛磁铁矿冶炼理论体系，为攀钢基地建设和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回忆起这段闪亮的日子，杜鹤桂表示，“为国家分忧，为国家战略需要解难，是东大人最自豪的事，作为核心组成员，我参加了两次试验，并在西昌试验中担任技术组组长，为国炼铁，一生无悔。”
西昌试验进展顺利，生活上却艰苦异常，不少来自北方的科研技术人员因为水土不服，上吐下泻乃至发烧，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杜鹤桂也不例外。最后，他们都习以为常了。一年春节，试验组组长、时任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顿饺子，大家都吃得特别香。
记得回家后，爱人看到瘦削的杜鹤桂，禁不住流泪了。而在他看来，所有的辛劳已得到足够多的回馈。“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的成功，为在攀枝花建钢铁厂奠定了基础，更让他坚定了为祖国需要而矢志奋斗的信念。
2025-08-03，攀钢1号高炉出铁。但随后，热结、泡沫渣出现了，渣铁不分，炉况不顺。冶金部为此组织了高炉攻关，还在干校劳动的周传典、杜鹤桂等人复出参加了攻关，并一举解决了高炉冶炼中出现的渣铁不分等世界性难题。
有了第一次，紧接着就是第二次——达产攻关；然后，是强化提高；再然后，是无数次的科研合作。他的很大部分科研项目，都在攀钢的高炉上得以实现，理论与实践一一结合，应用于生产。
1978年开始，他每年要去攀钢10多次，一去就是半个月，春来花开似火。每次从实验基地回来，他总会抬头看看路边一树树的繁花，仿佛能从中汲取力量。灼灼红花照亮了奋斗的岁月，那是一种精神的慰藉。
当然，科研过程充满了艰辛甚至致命的危险。让杜鹤桂印象深刻的，是一次高炉爆炸事件。那是在4号高炉上的一次降焦比试验。由于高炉破旧失修，试验过程中高炉发生爆炸，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当时，大家都很沮丧。厂方为杜鹤桂买了回沈阳的机票，他坚持不走，要求把炉子修好，校正方法后再次试验。
在他的坚持和部署下，试验再次启动，并大获成功。不到一个星期，焦比降下去了，产量提高了，人心振奋。后来，这项成果推广到了全国。
从冶金部“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起步，他与攀钢携手合作，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在科研之路上攀上一个又一个高峰。1999年，攀钢炼铁厂、公司全厂推广高炉强化冶炼工艺，获得巨大成功，开创了大高炉低品位、难炼特殊矿高指标的典范，钒钛磁铁矿高炉强化冶炼新技术于1999年12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为国炼铁，我无怨无悔”
杜鹤桂教授为国炼铁的丰硕成果还远不止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通过在本钢调查研究，首次提出了高炉强化“吹透理论”。这有利于高炉提高冶炼强度，这一理论长期以来得到国内外大量生产实践的验证，现已成为高炉下部调节共同遵循的准则。
20世纪60年代，杜鹤桂在鞍钢总结出高炉喷吹燃料的经验，研究未燃煤粉在炉内燃烧及热解过程等一系列工作。“七五”期间，他承担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鞍钢高炉喷吹烟煤工业试验研究”，负责对喷吹烟煤特性及烟煤爆炸性能等进行研究，并研制新型喷煤枪。
20世纪90年代初，他又承担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包头特殊矿高炉富氧喷煤技术”，提出包钢特殊矿氧煤喷吹燃烧机理，合理炉料结构配加球团矿，研究矿焦混装对块状带透气性影响，并参加现场试验，为包钢高炉特殊矿冶炼的突破性进展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杜鹤桂教授还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酒钢推广高炉无料钟布料新技术，让酒钢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作为炼铁领域的著名教授，杜鹤桂教授几乎跑遍了全国的钢铁厂，参加攻关、学术会议和讲学。“国内除陕西和西藏外，我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钢铁企业。学习炼铁生产技术，总结冶炼先进经验，每到一处我都会给工程技术人员讲课，介绍先进技术，特别对一些重点企业如鞍钢、本钢、马钢、包钢、武钢、攀钢等，不定期给他们讲课，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杜鹤桂教授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老师来了，快给我们讲一讲新形势新技术。”“老师，来帮我们看看这项技改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一双双热切的眼睛，让他的心暖暖的。
改革开放后，杜鹤桂教授先后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美国、乌克兰、俄罗斯、芬兰、德国、荷兰、韩国等国讲学、访问和学术交流。“我在学校学的是英文，有一定基础，长期没有应用，1980年第一次随中国金属学会访英代表团参加英国皇家学会学术会议，英语听讲感到吃力。回国后，我坚持每天听英语广播，并参加短期培训，一年后英语听讲能力有了提高，基本可以应对国外学术交流。”杜鹤桂教授表示，只有坚持终身学习，才能与时俱进跟上学术前沿的发展。
“我和国内科研、设计研究院所，结成不解之缘。我是鞍山矿山设计研究院、鞍钢设计院的常客，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北京钢铁设计研究院是我北京出差的落脚点，还有重庆钢铁设计院等，我们经常碰面。我和他们建立了亲密关系，给他们介绍国内外技术动态，和他们自由讨论，互通科技情报。”杜鹤桂教授提起与业界同仁的温暖互动，脸上露出了笑容。
东北大学冶金学院沈峰满教授是杜鹤桂教授的学生，回忆起杜老师，满含钦佩与感恩之情：“杜老师经常说，深入生产第一线、熟悉生产流程、掌握第一手资料是高炉炼铁科技工作者做好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基础。杜老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到企业去的时候，总是要与企业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进行交流，了解生产情况，询问取得了哪些好的经验和还存在哪些问题，而且每次杜老师都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亲自到高炉生产现场，拿着窥视镜仔细观察高炉风口内的生产状况。杜老师的一言一行，给了我们无声的教诲，见贤思齐，我们照样学样，逐渐养成了尽最大努力了解掌握现场第一手资料的良好习惯。”
2024年4月，东北大学校友、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副校长、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余艾冰回到母校参加交流座谈会，在校史馆参观时，在导师杜鹤桂教授的照片前深情凝望。“正是老师那严谨治学的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指引着我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余艾冰说。
近年来，杜鹤桂教授很少出门，他用4年多的时间写成了回忆录《铸剑扶犁七十年——我的炼铁生涯》。“七十多年的炼铁生涯，丰富多彩，充满生机，感到无比留恋、怀念和欣慰，并引以为自豪和幸福。为了牢记这段美好的生涯，我在耄耋之年，振奋精神，坚持不懈，克服困难，写出回忆录初稿，包括炼铁生涯、国内学术活动纪实和国外学术交流纪实三大篇。”杜老表示，这本书的出版，让自己完成了多年的夙愿。
“杜鹤桂教授以百岁高龄，不辞辛苦，将自己学习成长、努力钻研；深入实践、奋斗建树；不断进取，道德修养等方面的过程一一回忆，公诸于世；可谓不忘初心、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表示。
责任的担当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把学识转化为满园桃李，这就是对他的回报。即使两鬓苍苍，杜鹤桂的内心依然是那个不断求索的攀钢“急先锋”。在科学报国之路上，没有终点，百岁仍是少年。
人物档案：杜鹤桂，1925年出生于浙江东阳，1949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1953年东北工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炼铁专家，载誉国际冶金界。作为冶金部“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组”新技术组成员，对承钢、攀枝花钢厂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过程中出现的难题进行深入研究、攻关突破，于1999年12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杜鹤桂教授常年深入首钢、鞍钢、包钢、酒钢等企业，结合生产实际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从教60年来，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和专业高科技人才，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名。他们大多在国内外冶金行业工作，很多成为各级领导和技术骨干。博士生中有17名已经升为教授。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多篇，完成译作6本，著作16本，包括《高炉冶炼钒钛矿原理》等专著3部和《高炉炼铁学》等编著作品13部。
